菊与刀：三个月的研究写出了人类学最出名的书？
02 Aug 2020时间是个奇妙的东西。第一次知道《菊与刀》还是在中学的课堂上，这书可能是推荐课外阅读丛书之一，那时的我对日本没什么特别兴趣，只依稀记得徐慧老师在讲台上介绍这本书的模样。十年之后，偶然再次看到此书，对樱花之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一定了解，读罢，感触颇多。
- 书名：菊与刀
- 原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 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 译者：胡新梅
1. 背景
鲁思是美国的一位人类学家，她关注民族文化的产生以及差异，认为对不同民族的了解与尊重是我们能和平共存的基础：
The purpose of anthropology is 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human differences.
美国加入二战后，鲁思被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聘为特殊顾问，专职研究各国国民性，包括日本。基于当时的工作写出的《菊与刀》(1946) 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最畅销、最经典的西方战后日本人論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菊与刀》在日本和中国家喻户晓，几乎是“日本人国民性研究”的代言词，而在美国，这只是鲁思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工作，读者大多局限于亚洲研究学者。
同样一本书在太平洋的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回响，这是为什么？是否跟读者的身份有关？是否跟这书出版的时间有关？自出版以来，对《菊与刀》的评价也从来没少过，有人称赞鲁思工作的开创性，也有人质疑她研究的准确性，毕竟她从未去过日本。这些问题待我们看过本书的内容之后再来聊。
2. 框架
作者在第一章定义了问题和使用的分析方法，在第二章谈论了日本人的战争观，当时的美国人接触到日本大多是通过战争，这一章的内容是作为引子来带出后面的论述。第三、四章讨论了日本社会信奉的等级制以及它在明治政府所做社会改革中的体现。之后鲁思详细说明了形成日本人人生观的各种道德准则（第五到第九章）、他们面临的道德困境（第十章）、对自我修炼的执著（第十一章）以及对子女教育的观察（第十二章）。最后一章是作者对日本战后社会的预测。
3. 方法
作者在第一章提出了她的研究问题，说明了这不是一本介绍日本社会和历史的书：
因此，本书并非一本专门论述日本的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观念的书，而是考察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 一些固有观念，从而探讨日本民族特性形成的原因。
在作者看来，固有观念是依据，民族特性是议题。所以，跟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本书有它设立的假定，有它问题的局限性，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不一定完美。我们大可不必把它看做是绝对权威的日本研究，以客观、尊重的眼光来评判它，比较合适。具体来说，作者的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
…即认为那些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一定存在着某种系统性的联系。
带着这样的信念，作者主要从两个方向着手，一个是研究日本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另一个是研究日本人的日常琐事。而鉴于战时无法前往日本生活，作者当时研究的材料主要分三种：与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访谈，关于日本的已有文献资料以及日本人创作的电影。我们可以记住作者的假定、方法以及材料，因为这些也是后人对本书或褒或贬的评价的焦点。
4. 等级制
作者认为，日本发起侵略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等级制，欲在大东亚建立新的秩序，让各国“各安其位”。在这里的分析中，作者准确地捕捉到了天皇在军事行动中的角色：军人的精神领袖与让行动正当化的理由。因为天皇就是日本的象征，军人们认为上战场就是“对天皇意志的效忠”。
那等级制只有在军队里重要吗？不，恰恰相反，作者认为日本人信奉的等级制体现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比如社会阶级、家庭成员、年龄与性别，在这些语境里都有明确的等级区分：皇室高于平民，父亲高于孩子，长辈高于晚辈以及男人高于女人。基于这样的观察，作者总结说
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赖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国家关系等一切关系的基础。
这里我们实际上能看到两个被后人批评的点：作者常以“日本人”开头，暗指所有人都一样，这样的论述有过于简化的嫌疑；而“一切”这类代表绝对程度的词更是在学术研究中极少见到，批评者只需找出一个反例便能让你在问答环节瞬间尴尬。
不过我倒是可以想到一个说明等级制观念渗透于日本社会的例子：日语。在日语里，根据说话人双方的等级，所用的词语要相应改变，比如当我在跟上级讲话时，我需要使用所谓的尊敬型词语形式，而跟我的同辈则不用，甚至我可以使用“向下”型跟小孩儿讲话(さしあげます/あげます/やります)。上级包括老板、客户、长辈以及任何我“应该”以尊敬语气交谈的人，也就是说，小孩儿们从语言学习开始就被教导着人分等级，以及该如何去判断说话双方的等级。这并不让人惊讶，毕竟语言往往承载着这社会的历史、习惯与认知，学习语言也就成了继承这些传统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作者观察到等级高的人并不能为所欲为，他们受到尊敬的前提是有尽其职责。在谈到家长在家庭中的地位时，她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日本人从家庭生活经验中了解到只有符合家庭共同利益的决定才能得到认可，任何人都不能强制执行，包括一家之长，日本的家长更像是全家人的物质和精神财产管理人。
为什么在很多人看来等级制无处不在、人的行为被无数框架约束着的日本社会能高效运作，在战后经济腾飞，成为为数不多的亚洲发达国家？作者知道对于她的美国读者来说，这可能很难理解，因为美国社会看上去似乎没那么多等级差异也更崇尚个人主义。她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习惯“行为准则被细化、地位被明确”的社会：
虽然生活中要遵守各种繁琐的细则，但对日本人来说，只有这样，他们的生活才能有序进行，才会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没在日本生活过、不懂日语也并非日本研究出身的鲁思，能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抓住一个又一个日本社会的独特样貌。对这个让生活“有序进行”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我也深有感触。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不同岗位上的人们矜矜业业，进便利店总有店员对你的欢迎，火车总是准点，拉面店里空间狭小但你旁边的大叔总会整齐放好他的背包以免给你造成不便。身在其中，我时不时会有种错觉，会以为这是个精密无比的机器，而每个零件都在全力履行着他们的职责，像萨特所描述的咖啡店里那个太想把自己变成服务员的服务员。不过，我确实感觉得到安全感，万物以已知的规律在展开；而当我也开始遵守这些细则时，我感觉成了这社会的一员。
5. 明治政府
倒幕成功之后组建起来的明治政府做出的各行各业的改革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对“各安其位”的等级观念。新政府当时派出伊藤博文前往欧洲各国取经，想要从立法等层面着手建立新日本。在当时的英国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与伊藤博文的信件来往中，他提到
…日本人对长者的传统义务以及对天皇的义务都是日本独特的文化。日本将在“长者”的带领下避开那些崇尚个人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对长者的义务或许不是日本独有，但对天皇的义务确实如此。Spencer是19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博学家，他首先提出了“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概念，后期也以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名”。虽然在20世纪以来他已经失去了在西方世界曾经的学术地位，但他在日本与中国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明治新政府也很满意Spencer的回信，这样他们就能将天皇等反映等级制的社会元素保留下来。在新议会政治中，天皇可以任命高层人物，上议院的影响力则远高于下议院。在宗教上，神道作为国民信仰已然是超越宗教的存在，其神职人员有着“贵族”的地位，而其他宗教人员则没有。
而另外一个新政府下出现的变革是军部的独立。当时的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军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内阁做决定甚至直接影响内阁，比如他们可以“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担任内阁中的职务”。
…人们对军部的做法通常采取接受服从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这些做法，而是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等级关系，也不赞成逾越特权界限。
而民众对军部也是尊敬的，这或许与早期军人许多曾是武士有关，也与他们宣称是天皇的部队有关。总之，这种人民的支持和内阁对军部有限的牵制能力为之后二战时期日本变成军国主义国家埋下了伏笔。
6. 受恩与还债
日本是个非常强调个人义务和责任的社会，这也是我去到那边之后能很快感到自如的原因。而在这样的环境里，作者观察到，“爱”跟义务画上了等号：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认为“爱”其实就是一种应尽的义务，一种对恩情的回报。而美国人却认为“爱”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是自愿给予的、不求回报的。
虽然这两种理解看似处在天平的两端，但我认为“爱”是包括了责任与情感。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日本社会更强调“爱”当中的责任，而美国则更强调情感。本书的研究来自于作者在八十年前对当时的资料以及更早的历史的考察，这些观察不一定也适用于现在的日本。总的来说，人会受身处大环境的影响，尤其在成长期，日本社会养育出看重亲密关系中责任的人，但同时也会让其他不适应者想要逃离吧。
如果说来自于“爱”的义务沉重但没那么频繁，那“陌生人的恩惠”则相反。这样的恩惠会时常发生，而在很多日本人心中，接受了别人的恩惠就必须要回报，所以作者发现他们会常为此类恩惠感到烦恼。比如说，日语里有许多表示感谢的词语，当中很多是用来表达接受帮助时的“不安心情”。
刚去日本没多久的时候，有个词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 すみません，字面意思是“抱歉”，像是英文的“execus me”，而“谢谢”的日语直译是“ありがとう”。我发现大家用这两个词的习惯跟我很不一样。比如说，在路上捡了别人掉的毛巾还给他，他不会说“ありがとう（谢谢）”，而是说“すみません（抱歉）”；公交车特意多等了会儿之后上来的乘客对司机说的不是“ありがとう（谢谢）”而是“すみません（抱歉）”。后来我明白了，承受了别人恩情（尤其是陌生人）的时候，大家习惯对别人表示抱歉，来表达自己受到恩情而又可能无法偿还的不安心情。
7. 社会的压力
大家都知道高自杀率是日本一大社会问题，不少日本国内国外的学者、记者、公民团体等都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平均寿命最长、医疗体系发达、山清水秀的发达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自杀？这本书的后几章我觉得也给出了一些答案。
第一个因素就跟报答恩情有关。作者发现，日本人把恩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无法还清的恩情：忠与孝；第二类是需要在一定时间之内偿还的：欠世人的情义与对自己名誉的维护。日本社会把人们是否尽力偿还恩情看得很重，有的人甚至把“不能报答情义的人视为是人格上破产”。虽然这类社会关系与期待带来的心理负担不是日本社会仅有，但他们的过分强调会使得普通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总之，人们在履行“情义”时总是感到很为难，感到不情愿，因为“情义”成为人们日常交往中所背负的沉重的心理负担。
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日本人对维护自己名誉的追求。作者在许多历史文献与影视作品中发现，尽其所能去澄清谣言、维护名誉的事情是高尚的，是一种被推崇的美德。而同时，日本人看上去习惯把某人所从事的工作与他本人紧密联系起来，对他工作的评价既是对他本人的评价。所以可以想象，当我的工作受到批评，我会觉得这是对我这个人本身的批评，从而一个正常的失误可能就变成了我质疑自己生命价值的灵魂拷问，这样的生活能不压力大吗？
而这些压力会被另外一个元素加剧：羞耻感。在日本社会长大的孩子往往羞耻心会比较重，作者发现
日本人之所以把谨慎与自重划等号，是因为他们总是感觉别人在注视评价自己。…因此，这种以羞耻感为基础的文化更看重别人的评价。
随时都在想着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一直做一个“被注视”的人，虽然这种来自他人的原初体验在萨特看来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交流所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体验只有“被注视”，总是担心自己的行为是否会给自己带来负面评价，这样的生活肯定很累吧。一个例子就是明星所面对的24小时360度全民评价，就在今年五月，日本的摔跤手木村花在参加了一档非常出名的真人秀(Terrace House)之后，受到了连续几个月的网络暴力无法承受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8. 结语
二战战败之后，日本人开始了对自己身份的搜寻，而《菊与刀》作为一本美国学者的著作刚好能让日本人从中去搜寻自己与美国人的区别，如何在美国政府的介入下重建日本。学界对本书的批评从来没有消失过，主要批评的点有三个：书中很多被冠以日本民族性的特征实际上是基于军国主义时期的军队，而基于军人的研究并不能代表普通日本人；不过这源自于本书采用的方法的问题，鲁思从头到尾都把日本民族当做了整齐的一体来描述，然而同一民族也会有多样性，本书没有照顾到这一方面；最后一个是鲁思书中的单一不变的民族性，对时间的元素于民族特征的影响没有讨论。
不过，就像开头所说，本书有设立假定，有作者作为美国人类学家的视角限制，也有她为了写成一本书而对内容所做出的取舍，《菊与刀》带起来的对日本社会、日本人的研究热潮是这本书实实在在的贡献，后来的研究中有去对她的观点做进一步阐述的，也有做有理有据反驳的，但本书不断被引用，也在中国和日本继续热销，可能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年轻朋友，读到的第一本非中国视角的关于日本的书籍就是《菊与刀》，这种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着实很让人惊叹了。